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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荣华律师:南京知名婚姻家事律师,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江苏圣典(总所)婚姻家事与财富管理委员会主任,2020年度找法网南京市婚姻法首席律师,省检察院《清风苑》法律直播平台婚姻家事讲师,英才苑府律师授课平台婚姻家事特邀讲师,南京电视台有请当事人、法治现场特邀嘉宾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亲办离婚后财产纠纷被江苏高院在2010-2011年十大典型案例收录,2018年亲办遗弃冷冻胚胎离婚案件被最高院司法案例研究室在其官方公众号推送案例。涉外家事代理包括:中国台湾人离婚、美国使领馆公证委托的离婚、伊斯坦布尔使领馆公证委托的离婚。执业十余年间,擅长处理婚姻家事案件,深耕婚姻家事、继承领域,有多年大量疑难复杂案件的处理经验,亲办婚姻家事业务2000余件,案涉财产超2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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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涉及虚假诉讼以及经济犯罪的抗辩思路与案例分析

信息来源:www.njdls.cn | 发布时间:2022年02月09日

导读:

近日,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贺某宝等四人虚假诉讼犯罪案并当庭宣判。被告人贺某宝被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史某丁等三人被单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至二千五百元不等。此案系邵武市人民法院审结的首例虚假诉讼犯罪案件。

邵武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贺某宝、史某丁等四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致使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其行为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已构成虚假诉讼罪。鉴于被告人有自首和认罪认罚情节,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来源:济宁中院】

虚假诉讼的法律特征:

虚假诉讼案件从本质上说是恶意诉讼,但与传统的恶意诉讼不同。虚假诉讼的主体不是一方当事人,而是双方当事人,是双方当事人经过串通,达成共同的恶意,利用民事诉讼程序,通过法院和法官之手,获得民事裁判文书支持,实现侵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

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的不同之处,在于恶意诉讼是一方恶意、侵害的是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虚假诉讼是双方恶意、侵害的是他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尽管如此,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还是具有相同性质,即都是侵权行为,都是当事人恶意利用诉讼程序,获取法院的裁判,进而侵害对方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自己获得利益。

常见虚假诉讼类型:

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

(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

(三)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

(四)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正当竞争关系的;

(五)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

(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

(七)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另外,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案例分享:

     笔者在近两年的执业代理活动经办了大约5起涉嫌虚假诉讼或经济犯罪,法院针对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经过综合认定后,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司法机关,本文附上两份案例,一份系笔者代理债务人成功抗辩的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例,另一份系笔者代理担保人成功抗辩的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例。


 案例一: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鼓 楼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苏0106民初号之一

原告:A,男,1979年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被告:B,男,1988年生,汉族,住南京市秦淮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荣华,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A与被告B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进行审理。

原告A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B偿还A借款本金20万元及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标准,自2018年9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事实和理由:A与B系朋友关系。2018年6月15日,B以欠单位款项为由向A借款20万元,并出具借条一张,承诺于2018年9月18日偿还该笔借款。当日,A通过银行转账向B支付20万元。但B到期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A催要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B辩称,1.双方并非真实的借贷关系,A亦没有相应的合法资金出借给B;2.除案涉款项外,A尚欠B 50余万元。B出具案涉借条系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受逼迫的情况下,事后B曾向南京扫黑除恶办公室举报A及其背后的关系,目前尚无进展。故B认为本案系虚假诉讼,隐含“套路贷”。

本院经审查认为,A主张其向B出借款项20万元,落款日期为“2018年6月16日”的借条系后补形成。根据双方提供的转账凭证,仅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双方有多笔款项往来,其中B通过其平安银行尾号7050账户向A平安银行尾号2022账户转账支付合计70万元,A通过其平安银行尾号2022账户向B平安银行尾号7050账户转账支付20万元。结合A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陈述及B在本案质证后向本院提供材料表示其遭受A、案外人曹某的围堵等情况,本案系涉及经济犯罪嫌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故本案应当驳回起诉,并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如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经济犯罪,A可另行主张。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A的起诉;

将本案相关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案件受理费4840元,于本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退还A。

保全申请费1520元,暂由A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孙 燕

二0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沈 婷


案例二:

江 苏 省 南 京 江 北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苏0192民初号

原告:A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北新区。法定代表人:钱某军,董事长。

被告:B公司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法定代表人:X,执行董事。

被告:C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法定代表人:Y,执行董事。

被告:D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法定代表人:Z,执行董事。

被告:Z,男,1994年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

被告:X,女,1992年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

被告:Y,男,1971年生,汉族,住南京市江宁区。

被告:E,男,1961年生,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荣华,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成,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A公司与被告B公司公司、C公司、D公司、Z、X、Y、E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1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进行了审理。

原告A公司诉称,2018年10月26日,原告A公司与被告B公司签订《授信合同》、《借款合同》,约定原告于2018年10月26日至2021午10月25日期间向借款人发放授信总额不超过400万元的贷款;同日,原告A与被告C公司、D公司、Z、X、Y、E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上述被告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8年11月5日,原告与被告E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约定E以其所有的南京市鼓楼区不动产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后原告依约发放贷款250万元,但借款人未按照约定足额归还借款本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B公司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250万元;2、判令被告B公司向原告支付以250万元本金为基数、年利率24%为标准、自2019年9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3、判令被告B公司承担律师费123400元;4、判令被告B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5、判令被告C公司、D公司、Z、X、Y、E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判令原告就上述债权对被告E位于南京市鼓楼区房产的折价或拍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B公司公司、C公司、D公司、Z、X、Y共同辩称:被告通过深圳市某投资有限公司的老板贲某介绍到A公司贷款,在A公司黄姓经理的安排下做面签手续,签署了贷款合同空白手续,但面签后三天,贲某告知被告贷款未能通过,需要另找银行,并承诺手续会自行销毁。出于对其信任被告就没有再追要资料;本案另一担保人E,六被告并不认识,也不知道其为何会为自己的贷款提供担保。因被告委托由贲某代账,将被告公司的财务章、银行印章、法人章等都交给贲某。综上,被告认为E系实际贷款人,贲某在收集被告B公司公司、C公司、D公司、Z、X、Y的资料后,告知无法贷款,又以上述被告的名义伙同A公司帮助E实现贷款,从中牟利,故请求将该案移送公安经侦部门处理。

被告E辩称:被告E与本案中的借款人及其他担保人并不认识、也没有经济来往,被告E无偿为本案中的借款人提供担保不符合常理,原告隐瞒了重要事实且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本院查明,2018年10月26日,被告B公司经案外人贲某介绍,与原告A公司签订《授信合同》、《借款合同》各一份,约定,原告于2018年10月26日至2021年10月25日期间向借款人发放授信总额不超过400万元的贷款,担保人为Y、X、Z、C公司、D公司、E,同时E还提供房产担保。被告B公司作为贷款人在上述两份合同中盖章。同日,原告与被告C公司、D公司、Z、X、Y、E及何某喜(案外人)签订《保证担保合同》,约定上述被告及何某喜对案涉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8年11月5日,原告与被告E签订《抵押担保合同》,约定E以其所有的南京市鼓楼区不动产为上述借敖提供抵押担保。后原告依约发放贷款250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8年11月7日、11月9日、11月21日向B公司在渤海银行南京某支行开设的尾号为0199账户转账支付了1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上述三笔贷款到账后当日,分别于2018年11月7日以支付“货款”的名义共转账至南京1号公司181050元,转账至南京2号公司620000元、转账至南京3号公司203540元,经查,上述三公司监事均为李某钢。2019年11月9日以支付“货款”的方式转至南京4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公司;2018年11月21日以“货款”为由转账支付498820元至南京5号公司,贲某系该公司的董事长、股东,其占股比例为99.25%。

2018年12月20日、2019年1月21日、2月19日B公司公司分别支付给A公司49250元、38750元、38750元,李某钢于2019年3月21日、4月22日、5月20日、6月20日、7月19日、9月5日、10月18日分别转账支付给A公司每次38750元,上述转账附言为“代B公司付息”。

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B公司公司、C公司、D公司、Y、X、Z陈述,各被告与担保人E、李某钢以及何某喜均不认识;B公司公司、C公司、D公司曾委托贲某代账将公司的财务章、银行印章、法人章,U盾等都交给贲某。

E陈述,自己与本案借款人B公司公司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为其提供担保不符合常理。由于自己为归还他人债务,2018年12月6日向南京5号公司借款130万元,5号公司收取自己325790元的中介费;办理抵押登记时自己始终认为是为借款130万元做抵押。有关人员涉嫌合同诈骗,请求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案涉借款的经办人、原告A公司的工作人员黄某在谈话中陈述:案涉借款是南京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贲某介绍来的,本案中除E外,其余被告的借款及担保手续均在A公司办公地点签订,而E的相关手续系A公司负责办理抵押的工作人员在房产局与E签订。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原告依据金融借款合同关系向被告主张返还借款,债务人B公司及保证人C公司、D公司、Z、X、Y均抗辩称账户被案外人贲某控制,且对贷款下款并不知情;根据银行流水,案涉250万元贷款在放款当天均存在被大额转移的情况,其中有部分直接被转至贲某担任董事长的5号公司账户;同时,担保人E与债务人及其他保证人之间并不认识也无经济来往,E本人向5号公司借款金额与案涉抵押担保的债务数额亦不相符。根据以上查明事实,本案有“套路贷”违法犯罪嫌疑,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应移送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A公司的起诉,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侦查。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林顺英

二0二一年九月八日

法官助理    孙彦文

书 记 员    盛  媛

虚假诉讼的防治措施

加强虚假诉讼监督,遏制虚假诉讼增多的趋势,是当前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工作的重点,应当继续加强,使这项工作不断向前发展,保护好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对策是:

1、检察机关应当高度重视民事检察工作,把虚假诉讼监督放在重要议程上来。

2、检察机关内部密切配合,对虚假诉讼监督形成联动机制。

3、搞好虚假诉讼监督工作必须与法院审判机构和法官密切合作。

 

附:最高院民一庭负责人就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答记者问(附最高院指导意见)

 当前,民事商事审判领域存在的虚假诉讼现象,不仅严重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破坏社会诚信,也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结合民事商事审判实践中已经发现的虚假诉讼情况,经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审判专业委员会第234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值此指导意见公布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指导意见》的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请您谈谈为何要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
  答:近年来,由于社会诚信缺失等多种因素影响,司法领域尤其是民事商事审判中虚假诉讼情况比较严重,特别在一些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从发展态势上看,虚假诉讼分布的案件类型逐年广泛,覆盖范围从原有的民间借贷、破产等案件发展到当前很多常见案件类型;从诉讼程序上看,案件程序从原有的普通程序发展到几乎所有诉讼程序。虚假诉讼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高度重视,201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下发《关于房地产调控政策下人民法院严格审查各类虚假诉讼的紧急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清查“以房抵债”等虚假诉讼案件的意见》,严厉打击房地产领域虚假诉讼行为,有效地遏制了该领域虚假诉讼蔓延态势,但其他领域的虚假诉讼形势仍然严峻。
  在对虚假诉讼的防范和制裁上,尤其是对虚假诉讼参与人的制裁,目前没有统一的规定,是人民法院制裁虚假诉讼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专门进行了集中深入的调研,并形成了详实地调研报告。在调研报告基础上启动《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起草过程中,我们认真听取了各级人民法院和相关专家的意见。在总结、归纳、吸收这些意见的基础上,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审判专业委员会认真讨论、仔细研究,通过了本《指导意见》。
  问:正像您之前谈到的,虚假诉讼现象这些年呈上升态势,且向多样化发展,请您谈谈司法应对虚假诉讼时面临的问题?
  答:从调研的情况看,目前审判实务中应对虚假诉讼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虚假诉讼的识别难。由于虚假诉讼的当事人间往往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无须公示,第三人很难识别,往往需要采取侦查手段才能查处,但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仅有一般的调查权而无侦查权,取证难度大;而且即便法官通过自由心证认为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性,但在没有比较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法院仍要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处理。二是虚假诉讼的规制难。首先,民事审判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民事审判采取当事人主义,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诉讼中法院只是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存在,对当事人的自认行为,法院不应否定。因此,只要虚假诉讼双方当事人互相串通、虚构事实与证据,从表面上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诉辩双方对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法院就不大可能去审查双方证据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真实性。其次,目前信息平台缺失。目前我国不同法院之间尚未建立审判信息沟通平台,无法快速了解其他法院案件受理、审理情况,而且法院系统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社区等也未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信用记录、违法犯罪历史均不掌握。第三,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工作方法的惰性。目前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办案压力,而且我们在司法理念上也一直强调案结事了,基于种种因素考虑,民事商事审判中一般存在重调解、重结案率的情况,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一般乐见其成,很少再去费时费力地审查是否存在真实的法律关系。第四,在对虚假诉讼的制裁上,也缺乏必要的有威慑力的手段。虚假诉讼成本小、获利大。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增加了对虚假诉讼的规制,但在现有的司法环境下,罚款、拘留的处罚手段适用空间小,舆论风险大。而且,法院对虚假诉讼行为人的处罚,也并不会影响其身份地位、名誉、信誉等社会评价,震慑力不足。更多情形下,即便案件存有疑点也往往因为证据不足而无可奈何。
  问:《指导意见》主要从哪些方面对虚假诉讼进行防范?
  答:根据对大量虚假诉讼案件的调研,《指导意见》对虚假诉讼的典型特征进行了梳理,包括:(1)当事人为夫妻、父母等近亲属关系或者关联企业等共同利益关系;(2)原告诉请司法保护的标的额与其自身经济状况严重不符,被告存在经济状况恶化意图转移有效资产等特殊情况;(3)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合常理;(4)诉讼参与人之间无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被告主动应诉并同意原告诉讼请求;(5)诉讼参与人提供的证据单一,前后矛盾,不能形成证据链条;或者诉讼参与人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案件事实存在,但双方并不存在争议焦点。(6)案件证据不足,但双方仍然主动迅速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在对案件事实查证中甄别虚假诉讼的情况,《指导意见》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比如,要求强化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审查,适当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再比如,针对目前实践中比较行之有效的保证书制度,《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探索建立当事人和证人宣誓制度。还有,对自认规则的适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模糊性的认识,使得虚假诉讼行为有机可乘,《指导意见》要求严格适用自认规则,如果一方对另一方提出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且不符合常理的,要做进一步查明,慎重认定。此外,对于调解协议、公证债权文书和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合法性审查方面,《指导意见》也作了详细规定。在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案件中,虚假诉讼往往有可乘之机,《指导意见》明确要求要保护好各方的合法权益,利用上述诉讼形式甄别虚假诉讼。
  问:我们注意到,对虚假诉讼的制裁是《指导意见》的重点,请您介绍一下对虚假诉讼的制裁有什么新的举措?
  答:严厉的制裁是防范虚假诉讼的重要途径。对虚假诉讼的制裁是《指导意见》的重点和亮点,可以说,《指导意见》针对虚假诉讼初步构建起了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制裁体系。首先,在制裁方式上,《指导意见》整合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本着从轻到重原则,明确了对虚假诉讼的多层次、立体制裁体系,从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到民事赔偿,再到刑事制裁,在严厉程度上是一步步加重的,威慑力也是逐步增强的;其次,在制裁对象上,《指导意见》分别针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诉讼代理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等不同主体,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手段,这应该说是首创的,这种精准的制裁威力也是比较大的;第三,在创新制裁手段上,《指导意见》基于对虚假诉讼产生土壤、司法规制不足等因素考量,明确要求探索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制度,依托现有的信息平台比如被执行人失信系统以及其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对虚假诉讼参与人进行全方位的限制措施,摆脱以往单打独斗的局面,使得惩罚更有威慑力。